外賣送餐員的職業境遇，直接影響到其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質量。外賣送餐員“有面”，即有職業上的保障、體面、尊嚴，消費者更能“好好吃飯”。
最近，外賣送餐員收到一個“政策大禮包”——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的《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比于之前國家出臺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這個“禮包”是為外賣送餐員“量身定做”。
因為外賣送餐員是近年來依托平臺經濟而產生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所以直接受到網絡餐飲服務平臺算法的操控。算法本身是不講人情的，比如，它會將一段時間之內不同外賣送餐員從一家餐館到特定地點的最快速度，定為要求所有外賣送餐員都要達到的標準速度。這種嚴苛要求會逼著外賣小哥為求速度忽視安全。在不少地方外賣送餐員都是交通事故高發群體，就與平臺的這種壓榨式算法有關。
當然，算法無情的背后，終歸是平臺管理方無情。管住平臺管理方“人”的因素，才能讓算法有溫度。
平臺管理方對外賣送餐員的不合理對待，不止于平臺算法。對外賣送餐員超時、被差評扣罰過重，不能為外賣送餐員提供職業傷害保障，買社保難等等，也是外賣送餐員面臨的“痛點”。
外賣送餐員的“痛點”，也是網絡餐飲服務消費者的“痛點”。我們難以想象，長期超負荷勞動、職業尊嚴感欠缺的服務員，能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也就是說，外賣送餐員的職業境遇，直接影響到其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質量。反過來說，外賣送餐員“有面”，即有職業上的保障、體面、尊嚴，消費者更能“好好吃飯”。為了提高網絡餐飲服務供給質量，《意見》出臺可謂是切中肯綮。
《意見》的規定比較全面，從勞動收入、勞動安全、社會保障等多個方面對網絡餐飲平臺提出了要求。比如，《意見》要求平臺不能采取“最嚴算法”，而應做到“算法取中”，直指外賣送餐員“拿生命和時間賽跑”的問題;《意見》直接提出，平臺及第三方合作單位應為建立勞動關系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努力消除外賣送餐員“后顧之憂”;《意見》還推動設置外賣送餐員臨時駐留點、推廣鋪設智能取餐柜，讓外賣送餐員逐步告別“露天等餐”“無人收貨”等尷尬。
平心而論，外賣送餐這一新業態在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混亂無序的現象，但這不是它一直“野蠻生長”的理由。《意見》提出了很好的問題解決方案，關鍵就看各地如何細化落實。像深圳這種網絡餐飲服務行業發達的城市，更應在落實《意見》上作出表率。（鄧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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